以下是结合近期申请 PhD 项目，以及阅读阿伦特的《理解与政治》的一些思考。

汉娜·阿伦特：理解和政治 - 学人动向 - 科技动向 - 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 ScholarsUpdate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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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科不做实验，不创造知识，不解决实际问题。人文学科是关于「理解」的。理解以来自其他领域的知识和信息为基础，关乎的是意义。和外在于我们的，客观的知识和信息相比，「理解」内在于我们。「理解」是在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，回答“Ok but so what?”这样的问题

和其他学科相比，人文学科的问题意识更具有内在性。对于理工科来说，需要研究的问题既可以是实际导向的，也可以是理论性的，公认的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。但人文领域的问题，本质上是学者自身创造的。

类似「人是什么？」这样的发问，不能称之为真合格的问题。把一些抽象的名词排列到一般疑问句里面，并非就算一个有意义的问题。人文学科的问题，本质上是学者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基础上诞生的，具有学者的个性。这也是为什么，人文学科往往学派众多，而每个学派往往都有一个开山鼻祖，完成对世界某一个位面彻底的诠释。后世的追随者，则在这个理解的大框架下，去完善经验材料，去质疑前提，去延展讨论的范围。

但这些理解绝非具备「哥德巴赫猜想」式的客观性。换一个学者，完全可以无视这些理解，另立山头。可以说，在人文学科里，任何的根本理解，及围绕它诞生的学派，都不具备理工科知识的那种金字塔式的特征。不存在一定要首先学习经典物理，才能学习量子力学。而量子力学的各种诠释，无论有无，不妨碍学科本身在物理学意义上的成功。人文领域的每个宗师，无论是柏拉图，马克思，还是福柯，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（当然他们之间会有万千的勾连）。这也是为什么读经典如此重要，因为人文学科的世界里不存在基础知识，教科书也就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。也可以说，人文学术里没有任何不可或缺的「知识」，而全都是「一家之言」。「理解」是自由的事业，而不是必然的事业。

但这是「理解」的本质带来的，而不是人文学科的缺陷。只要人类能体会理解的乐趣，就不必担心人文学科的价值。就如同，只要人类还能体会运动的乐趣，就无需担心运动员的生计。每个普通人都需要理解，就如同每个人都需要运动。专业的人文学者之于理解，就像专业运动员之于运动。不需要职业运动员的存在，人们当然也可以运动。这一点和没有桥梁工程师就无法造出跨海大桥，毕竟不同。但职业运动员的存在，他们之间的互相砥砺，毕竟揭示了某种人类活动所能到达的最高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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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不做实验，不创造知识，人文学科通常被看作「空谈」，而非行动。或许可以把写作本身当作行动，但此看法不足以揭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，以及其他实用学科的差别，毕竟所有学科都需要写作，但其他学科的行动则显然不是在写作这个阶段发生的。但严肃的「理解」过程，本身包含了行动。

通常，我们对世界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理解。挖掘这些理解，可以找到一些问题意识。在这些问题意识的驱动下，可以整理出下一步要研究的方向。这是阿伦特在《理解与政治》中对「理解」的见解：我们需要这些初步的理解来为下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提供方向。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，我们会涉足新的知识和经验。这些新的信息会促使我们反思原本的理解，迫使我们放弃一部分解释，开发出新的理解。

这是人文学术研究中的「知行关系」：我们需要初步的「理解」（知）来为下一步的研究（行）提供方向。而具体的研究（行）反过来又迫使新的「理解」（知）诞生。

从这个看似很平凡的 dynamics，可以做出更有意思的一些推论。

首先，这意味着，我们本来已经知道的东西，可能比自己以为的要多。但这些几乎和自己融为一体的理解，可能是以非语言的形式存在的。当我们在写作或者和他人的对话中，将其明确的表达出来的时候，自己也会觉得惊讶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最经典的人文学科的教育方式，是自由辩论。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，自我向世界敞开，对世界的领悟被展现出来。

这也意味着，真正的问题意识其实来自我们自身，尤其是来自那些已经和自己「融为一体」的理解，而非来自外界的信息。正是这些融为一体的理解，使得我们在看到外在于我们的具体的知识和信息的时候，产生感应。客观的知识和信息，无法产生问题意识。如果没有初步的理解，我们会迷失在这个有着海量知识和信息的世界里，无法找到注意力的重点。

但行动起来去「做研究」的意义在于，如果没有这个和具体的知识和信息，和其他人的理解对话的过程，我们就会一直困在原先的理解里。人文学者困在原先的理解里，就像职业短跑运动员的成绩无法提高，一方面可以说没什么大不了，另一方面说则是失去了一切。对于科学来说，差劲的理论什么也无法解释。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，差劲的理论却能解释一切。

在一轮真正的研究之后，我们的理解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。这个通过研究，不断回归原有的问题意识，又不断超越的过程，是人文研究的基本 dynamics

而最差劲的人文学者，却愿意做意识形态的奴仆。他的研究目的不是自由的理解，也不是超越原有的理解，而是把整个世界塞进某个固定的理解中。为此，即便扭曲一切也在所不惜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理工科学者是无法做恶的，但人文学者可以。理工科学者的邪恶无非是「弄错了」，而人文学者则的邪恶则是让自由研究的 dynamics 不再可能发生。当然，「可以为恶」应该被看作一种强大而非虚弱的标志。